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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弥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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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六十年的人生旅程中，参与过多次激动人心的弥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后期一次特殊情况下的感恩祭。那次弥撒，不但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
1974年初，那场席卷神州大地的浩劫已经出现了结束的迹象，使历经苦难的中国教友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一天，一位因保护自己的童贞，多年远避包头农村，原籍为张家口蔚县的韩志洁贞女，给我的爱人带了一个讯息：有位叫范路易的神父，结束了在乌盟四子王旗的审查，被遣送回到了他的故乡——包头土右旗任三窑子村。因为该村大多数是教友，所以对神父管制不严（当时神父的名字是和地富反坏右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因而受到阶级斗争的“专政”。），只要和村里请个假就可以出来一两天。并且说：“你们要愿意见神父，我可以引见。”当时，包头的教堂都被封闭，神父们大多仍在坐监，宗教生活被迫中断，我们已经有七、八年没有见到神父了。教友们都在苦闷和迷茫中期待着上主的救援。现在忽然听说有机会可以见到神父了，我爱人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她立即对这位贞女说：“愿意见神父！”
过了几天，我爱人正在工作单位值班，忽然有人找她，来人六十多岁，中短身材，头发蓬乱，衣衫破旧，足登一双家做纳帮子布鞋，神情左顾右盼（看来当时神父也有些紧张），自称从任三窑子来的，姓范。难道这就是久盼的神父吗？这与她心目中慈眉善目、衣服整洁的神父形象差距太大了。加上当时单位里驻有专搞阶级斗争的工宣队，社会上还笼罩在极左路线的阴影中。因此，她尽管企盼神父，但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害怕认错人，引出祸端。来人见她表情冷淡，语言敷衍，也未多说就悻悻地离去了。（后来听说那天神父在火车站候车室坐了一宿）。韩贞女再次见到我爱人时问：“你们不是盼望见神父吗？怎么神父来了，反而迟疑呢？”我爱人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和担心。贞女介绍说：“范神父在辅仁大学毕业，1950年晋铎。文革中多次被批斗，矢志不渝，确实是位好神父，你们尽管放心。”
又过了一些日子，范神父风尘仆仆地再次来到包头，仍然是那副庄稼人的打扮。这次去的是我岳父家。神父一进门就说：“我带来了基督的平安和问候。”岳父母全家和我紧紧地握着神父的手，激动地差点流下眼泪。失散了的羊群，终于又见到了自己的牧人。神父是个急性子，不顾从乡下骑自行车150里的疲劳，坐在土炕上就讲开了道理。耶稣的圣言，神父的教诲，象一股股暖流，流入我们久旱的心田里。
夜深了，喧闹的城市早已万籁寂静，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神父停止讲道理，忽然问：“你们想望弥撒吗？”一句话把我们问愣了。望弥撒是在教堂的事，包头教堂仍被封闭，上哪望弥撒呀？神父似乎看穿了我们的心思，说：“现在特殊时期，家里就可以举行弥撒圣祭。”大家都很高兴，马上进行了准备。神父让我找出一块洁净的白布铺在柜上当作祭台；没有大苦像，神父掏出念珠放在祭台上；没有面饼，在锅里烙了一张小薄饼，再剪成小块；神父自带一小瓶葡萄酒，没有圣爵和圣盘，就用水杯和菜盘代替；没有祭衣，但神父有领带。在进行简单的准备以后，神父到里屋听神功，岳父母、妻和我依次办了告解。
一台最简朴，但又最庄重、最振奋人心的感恩弥撒开始了。岳父用颤抖的手点燃了祭台上的蜡烛，神父用低沉的声音念着拉丁语。五位参礼者都跪伏在天主台前，全身心地融合在祭献天主的大礼中。没有鲜花、没有音乐、没有唱经班，甚至没有辅祭人员，但我感到了天主的临在。神父简短的讲道提示我们要感谢天主满全了我们的意愿，使我们回到了基督的羊栈。同时，也祈求仁慈的天父大发慈悲，让历尽苦难的基督徒都能自由地参加这十字架上的祭献，从而获得丰富的恩宠。我们都领了圣体，我看见其他人领圣体时眼里都含着热泪。
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与这台弥撒的。由于文革中受冲击，当时仍心有余悸，紧张害怕，加上十多年来忙于世俗，离天主远了，心灵变得麻木、冷淡，甚至连早晚课都不念了。但这台弥撒以后，随着政治气候的好转，很多身陷囹圄的神父如姜立仁、边振方、王希贤（后任呼市教区主教）陆续放了出来。范神父来包头传教的频率也逐渐加快，他们承行主旨，不辞辛苦，不怕危险，走街串巷，一个一个地寻找迷失的亡羊，一户一户地送去基督的福音和教会的问候。使包头的教友压抑多年的信仰热情空前高涨，包头的教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也使我有更多的机会聆听天主的圣言、神父的教诲和参与各种情况下的宗教活动。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使我一步步地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奉献给教会。
光阴荏苒，30年弹指一挥间，我无比感激30年前的那台弥撒（根据现有资料证明，这是1966年圣堂被迫关闭，宗教活动中断以后，包头市区内恢复最早的一台弥撒），也衷心感谢从悬崖上把我拉回来的吾主耶稣和他所派遣的范神父。谈起那台弥撒，已87岁高龄的范神父（1989年荣任教区长），也记忆犹新，他深情地说：“是天主圣神打发我来的，你们应该感谢天主
，赞美天主！”
包头 王崇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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