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主的安排——一个弃婴的新生
 

     (接上期)此时让我感受到“人不只靠饼生活,也靠上主口中的圣言”这句话的意义所在。就这样朦朦胧胧到了天亮。我对丈夫说:“你拿片子去找大夫看吧,孩子就不去了,无论有什么结果,我也要将孩子留下!”丈夫表示如果真是脑瘫,要将孩子送走。我说无论如何,你拿上片子去找大夫吧,孩子是不能抱走。丈夫无奈,只好拿上给孩子检查时拍的片子走了。此时,我跪在家中苦像前,不由泪流满面祈求着上主,如何才能将孩子留下?上主俯听了我的祈祷,快中午的时候,丈夫面带喜色回来了,说又找了附院、内蒙医院的几位专家看了片子,说法基本一致,说:“孩子是脑积液,不是脑瘫,如果加强营养可以吸收,吸收情况到5、6月份就可以知道”。丈夫还为孩子买回了专家推荐的营养药。我们算了一下,到5、6月份正好是孩子做手术的时间。到那时即使吸收不好,孩子已带了2、3个月的时间了,对孩子有了更深的感情,再怎么样也不能将孩子送走了。我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孩子终于能够留在身边了。回想这一切,是上主对我的一次考验吧!通过我发自内心的祈祷,上主俯允了我的祈祷,让我从考验中走出了第一步。在以后给孩子治疗的日子里,我与上主已无法分开了。
   此后,我们便请了保姆,白天由保姆带,晚上我带,等着给孩子手术的日子。虽然很累,但看到孩子,又很欣慰,我们为爱主而做了这样一件事,心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喜乐。在此同时,我开始给孩子办领养手续。因当时我丈夫正好闹肠炎,不能与我同去,孩子是从车站抱回来的,于是我和抱回孩子的教友还有车站派出所的一个工作人员陪我们去福利院,在去福利院的路上,这位工作人员劝我说:“火车站每年要往福利院送二、三十个弃婴,你想要孩子,我给你抱没有毛病的,何必要一个这么大病的孩子”。我说:“我有我自己的孩子,已经8岁了,也是女孩儿,我没想再要孩子,只是这个有病的孩子被我遇上了,我是天主教,是我的信仰让我这样做的”。这位工作人员说:“我母亲是基督教,你们的信仰力量就是大,我要好好探讨一下……”。就这样我们边聊边到了福利院。我们见到了福利院的院长,说明来意,将孩子检查的结果交给院长,院长叫他们院的大夫过来,看了一下片子,劝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的好,说了一些比我们去乌盟医院还要坏的结果。第一、想要收养,先得登报,三个月之内如无人认领,才可办理领养手续,也就是说在这三个月之内,假如孩子的亲生父母来认领,要无条件的将孩子归还;第二、一旦办理领养手续,孩子无论有多大的病情,也不能再往福利院送或者丢弃。介于孩子有这么大的病,怕的是你们一时冲动,办了领养手续又后悔;第三、孩子的心脏病虽然可实施手术治疗,需要一大笔费用,再则孩子的脑积液一旦吸收不好,随着孩子的长大积液亦增加,会压迫到大脑,如果不手术会导致瘫痪。如要手术,危险相当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与我同来的教友让我想好了,福利院的院长也要我回去和丈夫商量一下,再做决定。我有了那一夜的祈祷,主意已定,不会再改变,毅然决然将孩子抱回了家,在路上叮嘱那位教友,千万别和我丈夫说在福利院所听到的一切,我担心丈夫听到这些会动摇。同时,让我认识到,这又是上主的一次巧妙安排,如果丈夫不是因闹肠炎(不知何因,忽然那天闹肚子很厉害),与我同来福利院,听到了那些话,也许会成为我留下孩子的一大阻力。我离开福利院还没有到家,便给福利院打电话说丈夫同意收养,该怎么办手续就怎么办吧。人性毕竟是软弱的,回家后,我的心情极度的复杂与困惑,在福利院听到的那些话时时纠缠着我。如果真的亲生父母来认领,我该怎么办?只有还给人家。假如孩子脑积液真的吸收不了,将有两次大的手术等着孩子,如果手术真的成功,孩子也是终身带管生活,稍有不当,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也就是说我随时都有失去她的可能。如果真的失去,将如何接受这一事实。而这些情况我又无法与丈夫诉说。晚上我抱着孩子又是无法入睡,祈求着我所信赖的上主,一切交于上主的手中,由全能的上主替我来安排这一切吧!上主的话进入我的脑海:“全能的主与你同在,怕什么!……上主不会加给你背不动的十字架,按上主的旨意行事,一切的结果都会是好的……”,就这样我又在朦胧的状态下入睡。快要天亮的时候,我感觉从肩膀一直到脚底有一股暖流穿透了我,我醒了,看着睡得正香的孩子,我的心又趋于平静。事后,我与神父说了这件事,神父说:“是因你那时已无人能来安慰你,是圣神来安慰了你”。我坚信这一切不是我的能力所为,是圣神在我内做着这一切。
   2月23日,福利院在《北方新报》刊登了孩子认领的事情,从登报三月之内无人认领,我可以正式办理收养手续。刚安定了10来天,孩子突然开始咳嗽,我们抱孩子去妇幼保健院,院方建议住院治疗。输了两天的液体,也没有起色。医生看了以前的检查结果后,建议我们赶快手术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她的咳嗽不是感冒引起,而是肺动脉高压引起。正好我的一个同事和她的丈夫来看这个孩子,说起她丈夫的朋友认识乌盟医院一个做心脏手术很有权威的院长,于是我们当天一起带着孩子又来到乌盟医院,找了这位老院长。通过老院长全面检查查出了六种病症“室间隔缺损、二间半、三间半关闭不全、主动脉缩窄、肺动脉高压(重度)、双向分流”,不能再等了,马上手术,否则真的有生命危险了。老院长给我们写了一个纸条,让我们到北京阜外医院找一个儿科主任。当天我们从乌盟回来,定了第二天去北京的票。此时,我又接到了朋友的电话,阻止我这一决定,在这期间,我已听到了不同的反对意见,有朋友的、亲人的、同事的、单位领导的,有的说我没事找事,有的说我精神出了问题,有的说我好日子过够了……,唯独支持我的除了我母亲和弟弟外,就是帮助我找大夫的同事。这时遇上我女儿感冒闹病,临走时,哭闹着不让我们走,家里乱成了一锅粥。我们就这样在女儿的哭闹声中,带着孩子离开了家,一路上我心乱如麻,哥嫂的埋怨声、孩子的哭泣声、亲友的劝阻声在我的脑中回响。此时本性的我在自问,难道我错了吗?圣神即刻回应我:“你所做的是上主所中悦的事,也是人们认为的好事,既然是好事,就没有错。既然没有错就应做到底”。又使我渐渐的平静下来。 

    3月l 4日的清晨8点,我们来到了北京阜外医院,很顺利的找到了老院长要我们找的儿科主任,他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接诊大夫。在我来北京的前一天,我的同事在网上找到了北京阜外医院的咨询电话,我拔通电话,将孩子的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接电话的大夫正好是儿科主任给我们找的接诊大夫这不是巧遇,是天主又一次的安排。接诊大夫询问完我们情况后,看我们已拿定注意要给孩子治疗,就安排孩子入院和术前的各项检查。丈夫将我们安顿下来,回家了。我陪着孩子等待检查结果及手术时间。在3月23日晚上,孩子咳嗽的很厉害,只能抱着。大约是零晨1点的时候,我抱着孩子找了值班大夫,大夫给了点药,算是安静了一些。3月24日一早,大夫通知我们3月27日手术。术前用输液来控制孩子的咳嗽,因孩子太小太瘦,血管很难找到,几次扎针都告失败,我在输液室外边听着孩子凄惨的哭声,想着孩子不幸的遭遇,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此时孩子的接诊大夫和手术大夫找我谈话,说孩子已呼吸衰竭,需马上手术, 否则可能活不到中午,但手术成功率最多也就50%的希望,2005年有三例这样的情况,其中两例父母放弃了治疗孩子死了,一例手术后也死去了。手术大夫说鉴于你们这种情况,孩子不是自己的,如果手术不成功,人财两空;手术成功但不能保证孩子能健康的活下去,孩子的情况又是如此的复杂与严重,很可能留下后遗症,如是这样大人、孩子将痛苦终身;如果不手术,这笔费用就会省下,但不用说孩子肯定是没有了;让我马上做出决定,时间不等人,晚一分钟都会危及到孩子的生命。多么残酷的现实,此时我已是话不成句,大夫建议我和丈夫联系。我拔通了丈夫的电话,将情况简单说了一下,丈夫说:“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手术,其它的不要再考虑了”。大约是十一点左右,孩子被推到了手术室。                          (未完待续) 呼市:张培灵 孙连群